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

明代嘉靖年間倭寇活動猖獗的原因及為患的經過

自古以來,中國人稱日本為倭,倭寇即日本海盜。明代嘉靖年間倭寇活動猖獗,先是福建、浙江沿岸受侵擾,其後倭寇活動範圍,擴展至廣東、南直隸、山東等省沿岸,甚至深入內陸,威脅蘇州、南京等大城市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海禁政策及朝政腐敗,其次則是日本內部的問題。

宋元時期,市舶發展蓬勃,民間海外貿易得益甚豐,至明太祖在沿岸設立了約五十個衛所共三十萬兵,規定民間「片板不許入海」,所有市舶貿易,都須在官方的監管下進行。但此實不能禁絕商人的謀利慾望,於是轉化為走私。此外,福建、浙江沿海居民,向來以出海經商及捕魚謀生,而海禁無異於斷其生計,於是強悍有力者鋌而走險,違禁出海,從事走私貿易或參加海盜劫掠。當中亦有豪族大夫勾結或僱用日本浪人,加強聲勢。當時明朝在嚴嵩的把持下,官兵均腐敗不堪,沿海軍士被上級扣糧,以致軍士艱難,或相聚為盜,或興販私鹽,實際上已失去戰力。因此明庭對「倭寇」束手無策,更遑論防患於微。
至於日本內部的問題,則由於內部南北戰爭,亡命政客、失意軍人及失業人民等逃往中國沿岸,間有結為海盜者。按《明史》所記「大抵真倭十之三,從倭者十之七」,而十分之三的真倭,實際上也是由中國人僱募而來的。近代學者已基本上確定,「倭寇」的主體仍然是中國人,主要是福建、浙江沿海的走私商人、海盜及地方豪紳互相勾結,招引及僱用日本海盜及失業武士,在沿海進行劫掠。由此可見,「倭寇」為患,主要是中國社會內部問題所引致的「內患」,而些內部問題,實由明代海禁政策所引發的。而明政府一直未能對症下藥,甚至在嘉靖年間以防倭患為由,取消市舶,將問題加劇。現析述「倭寇」為患經過如下,並究其近因。

嘉靖二年五月,日本各藩貢使先後到指定港口寧波貢市,由於市舶司太監處置失當,貢使之間發生爭執,互相攻殺,寧波至紹興之間,變成械鬥戰場,不少百姓及官兵被倭使劫掠或殺害。明朝庭因此而取消市舶,驅逐日本貢使。當時日本國內,對明朝商品需求十分殷切,明朝禁絕貢市,日本商人需謀解決。朝鮮人由陸路轉運中國貨物往釜山,與日本通商。但貨物經輾轉販運,價錢昂貴,故此有人循非法渠道進行貿易,甚至投身盜賊。其中有日本商人因公開通商不成,轉向勾結中國沿海的走私商人及豪族,而內地商民亦因海禁而勾結倭人,於沿海各地肆行劫掠。嘉靖前期,倭人與內地商民相互結納,佔據沿海島嶼,至嘉靖二十年以後,這些集團便開始出擾內地,如二十五年,奸民許四、沈門、林剪、許獠等,帶領倭寇襲擊浙東的寧波、台州等。由此可見,倭寇活動在嘉靖年間日益猖獗的導火線,在於明政府取消市舶,將民間及官方的貿易完全禁止。

至嘉靖二十六年七月,明朝庭為應付倭患,任命朱紈為浙江巡撫,提督浙江福建海防軍務。朱紈到任後,嚴厲執行海禁政策,加強海防,訓練兵馬,務求肅清倭寇,懲治接應倭寇的奸民。但福建沿海豪族大姓多參與走私,朱紈嚴厲執行海禁,損害了豪族利益,結果被人參奏,終被免官下獄,後在獄中自殺而死。朱紈亦感歎曰:「去外國盜易,去中國盜難;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,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」(《明史》〈朱紈傳〉)。由此可見,福建、浙江幾乎是整個地區參與走私劫掠之事。朱紈死後,浙江、福建沿岸的海防復歸鬆弛,倭寇則更加猖獗。

總而言之,倭寇活動是由海禁政策所迫成的,而嘉靖年間越加猖獗,則是源於朝庭取消市舶,且嚴行海禁。福建、浙江等以海為田的商民,在無以維生下進行走私或聚結成盜,而朝廷無力制止亦是其越加猖獗的原因。

參考資料︰
傅衣凌主編︰《明史新編》,香港:中國圖書刊行社,1994。

沒有留言:

發佈留言